《孫子兵法》與醫學路線反思打印
發布時間：2020-05-03來源：啟迪控股
本文節選自《素問新論：中醫的邏輯》
病魔是人類的敵人，這場戰爭已經打了至少8000年。醫學的戰法，無論攻與守，無論整體攻防還是局部戰爭，無論醫療保障體制還是防疫措施、個體治病，都到了有意識地好好總結反思的時候了。晉后中醫的退化、中西醫之爭都可以用戰法來鑒別衡量。在戰法之中，《孫子兵法》是舉世公認的“至真至大論”。我們就依據孫子兵法13篇來辨析。
《始計》相當于總體方針。“醫者，國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這樣表達也很準確吧。“經之以五事”，“道”為第一；天地人為第二；制度類“法”為第三。《始計》就整體攻防提出了兩項基本原則：攻其無備，出其不意；未戰而廟算。
醫療支出占各國GDP的比重越來越高，美國、北歐國家等約占20%；英法德意等約占15%左右；而我國約占6%不到。新冠狀病毒疫情的沖擊效果產生了認識上的偏差，中國這個投入少醫學相對落后的發展中大國成功控制了疫情；然而意大利的醫療體系被沖垮；英國、瑞典等選擇不抵抗“自然免疫”；美國也是實質上的不作為。新冠可以說“攻其無備，出其不意”地撕開了發達醫學體系的偽裝。中國現在的國力當然不能只用GDP衡量，然而即使毛澤東時代也戰勝了多次疫情，包括幾千年的血吸蟲。存在即合理，如果“未戰而廟算”，顯然首先是因為“法”的差別，也就是醫療制度、醫藥體系的差別。典型的西方發達國家的醫療立法實質是3個“壟斷”，包括醫藥研發、試驗、批準程序的供給壟斷；醫藥市場即行醫制度的需求壟斷；醫藥結算即保險市場的價格壟斷。壟斷的結果就是費用高、隱性腐敗嚴重，同時最大程度地壓制創新。美國保險集團與醫藥巨頭已經占據了最大GDP，已經到了極限，如何再擴大投入于民眾健康？這是特朗普撕毀奧巴馬議案的決定性原因，也是各國對新冠狀病毒選擇放任的決定性原因（當然可以人為制造各種帝國理工教授的科學計算依據之類）。毛澤東時代充分重視廣大農村、充分發揮簡易中醫藥的作用；習近平主席明確指示要求中醫藥必須加入抗疫的人民戰爭。中醫藥的廉價、簡易、千年經驗以及治療思路都發揮了現代醫學不可能達到的作用。
張仲景為了抗疫研發了邊角陳糧+野菜湯，治病用的藥材也沒有昂貴的山珍海味。毛澤東簡化醫生培養程序，創造了獨一無二的“赤腳醫生”制度。無論是太守視角還是天子視角，都得“廟算”。對于單個的病人，他（她）也是家庭的一部分，一人治病、全家破產豈能叫仁者仁心。許多病本身醫學科技能力有限；各種病的治法也有多種方案，不能為病人“廟算”，患者如何安心治病？心不安，慢性病、重病如何能治愈？
印度這個貧窮的人口大國，走了一條特殊的道路：不保護西方醫藥集團的專利壟斷（仿制）+多類科技集成創新降低成本。因為科技園行業的特點是善于便于科技集成，因此筆者一直在關注印度的班加羅爾科技園如何培育出世界最大的醫療集團“那羅嚴”（Narayana Health），那羅嚴的成功尤其是低成本有效性，不能簡單理解為無專利藥，而更應該發現打破壟斷的科技創新，那羅嚴心臟手術的費用只有美國的十分之一。
中醫藥本是完全開放性的，歷史上沒有也不需要醫療準入。實際上記載的幾乎所有“名醫”都是半路出家或者自學兼職。中醫院與中醫院校制度恰恰把西醫的壟斷學會了。當然不可能再創新。
所以，新醫學的未來改革，首先是“法”，即醫療體系的改革。用科技創新+科技集成降低成本、提高療效。醫院是公立、私立、個體并不最重要，重要的是不能走西方醫藥集團壟斷+保險壟斷的老路。這個三重壟斷醫療立法的必然結果，就是病人家庭無力承擔，國家醫療財政早晚會如瑞典、美國不堪重負。
以上三篇都是講戰法。《作戰第二》先講明了戰而不能勝的嚴重后果（敗就不用說了）。表面后果是費力+費錢，“攻城則力屈，久暴師則國用不足”，相當于西醫路線的“anti”戰法，研發各種武器彈藥對攻。然而真正的悲慘后果卻是必然的并發癥，比如“炎癥瀑布”。因為身心是一個互為一體的系統，打針吃藥手術失敗后果不是僅僅局限于病灶。“夫鈍兵挫銳，屈力殫貨，則諸侯乘其弊而起，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后矣。”如果要避免這種后續反應，就要做到“盡知用兵之害”，而不能只看到“用兵之利”。中藥基本都經過了千年以上的驗證，而目前常用的西藥基本不過幾十年。無論老鼠還是人體試驗，從邏輯上就能知道很難驗證10年20年后的“諸病乘其弊而起”。如果再夾雜商業利益，特別是長周期大成本設計+法律保障的壟斷門檻，客觀性更加存疑。中藥當然不能代替新藥創新，但是中藥按照先無過再由淺入深、邊用邊調的用藥路線，比統一用藥的大規模標準化商業模式顯然更加“能善其后”。
順著這個邏輯，《謀攻第三》從策略上提出開戰之前，最好“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治未病”。真要動手，也是“上兵伐謀，其次伐交，其次伐兵，”最好先按摩調養，不得已才用藥用針，“其次伐兵”。嚴重到專家會診，就是圍城強攻了，“其下攻城”，“攻城之法，為不得已”。
當下醫學，我們看到的是不斷的進步，不斷地打敗一個又一個“疾病”，但是病越治越多，慢性病等系統性疾病用藥總有效就是治不好，為什么？孫子告訴你答案：“百戰百勝，非善之善也。”西方醫學與戰爭策略的弱點就是贏得一個又一個的戰術勝利，卻會輸掉整個戰爭，比如拿破侖、希特勒。這就是毛主席帶領貧窮落后的八路軍、新四軍、志愿軍先后“打敗”不可能打敗的日寇、美帝的原因。筆者本人自治痛風，也正是按照“上兵伐謀”，先去思慮改變心態；“其次伐交”，通過高爾夫、麻將改變工作生活社交狀態；最后調整飲食，勉強算“其次伐兵”吧，因為藥食同源，并不用專門服用別嘌醇等，再退一步，寧可用“東革阿里”冷萃取膠囊一類的保健品去尿酸，也好過化學藥。如果嚴重到迫不得已，也是層層布防，逐步加藥。“勝兵先勝而后求戰，敗兵先戰而后求勝。善用兵者，修道而保法，故能為勝敗之政。”
與中醫的平衡調節不同，西醫的治病方法是與生命對抗。西藥的問題并不是毒副作用，而是被忽略的“anti”，是策略與路線。西藥基本是“毒藥”，一般分類：消炎藥（anti-inflammatory）、抗生素（anti-biotic）、止痛藥（pain-killer）、退熱藥（anti-pyretic）、止吐藥（anti-emetic）、止瀉藥（anti-diarrheic）等多種。“anti”的定義就是：對抗、敵對和競爭。對抗醫學，必然會因為對抗疾病而與病人的生命對抗。
2019年，世界衛生組織首次將中醫納入全球醫學綱要（2019年第11版）。在這之前，2007年美國食品藥品管理局(FDA)和美國補充和替代醫學中心(NCCAM)就 首次發布了一份指導性文件《補充和替代醫學產品及FDA管理指南(初稿)》，將中醫藥與印度草藥從“補充和替代醫學(CAM)”中分離出來，認為中醫藥與印度草藥醫學體系是“有完整理論和實踐體系、與對抗療法(西方主流醫學傳統療法)獨立或平行發展而來”的，有著獨特的文化傳承背景。它們具有一些共同的元素，如相信機體有自愈能力，治療方法也有獨到之處。（NCCAM describes whole medical systems as involving "complete systems of theory and practice that have evolved independently from or parallel to allopathic (conventional) medicine." These may reflect individual cultural systems, such as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and Ayurvedic medicine.）當然，FDA的這份文件只是表明了對中醫藥“非對抗性”以及“合理性”的認知與認可，并不表示FDA在支持中藥。
對抗醫學，類似于歐洲的決斗或者亞述帝國流傳到希臘、羅馬的方陣對抗。靠抗生素、技術與外科手術的威力消滅對等的敵人。這個打法顯然經不住日耳曼人、匈奴人的背后流動騷擾；在更強大機動的蒙古軍面前不堪一擊。對于鼠疫、天花、流感、新冠也只能等待自然選擇。
不可否認抗生素與激素都是偉大的發明，也不能否認大規模濫用也有中國醫學界自身的不足。然而更重要的是，缺乏系統性與長周期性不是某個激素的問題，而是整個策略或整體路線的問題。西路軍的紅軍戰士不可謂不英勇，路線錯誤就是最大的悲劇。廣大的醫務工作者不可謂不專業，如果路線錯了呢？筆者生于醫學家庭，他（她）們選擇做一位學業辛苦、常年無假、生活平淡的醫生職業都是內心充滿仁者仁心的可愛的人，筆者本人長期從事科技創新工作，廣泛涉足各類前沿科技，包括各類最前沿的醫療科技。這些經歷與信息不斷地在提醒刺激我的內心：整個人類應當反省了。
青霉素本身就是一種細菌，1928年亞歷山大·弗萊明發現在有青霉素存在的地方就沒有其他細菌的存在。就和養“蠱”一樣，把各種有毒的蟲子放在一起，看看誰能活下來，就知道誰的能力大，這都是一類的戰力對抗的思路。然而弗萊明一直未能找到提取高純度青霉素的方法。1941年前后英國牛津大學霍華德·弗洛里與生物化學家錢恩實現對青霉素的分離與純化，并發現其對傳染病的療效， 美國藥企于1942年開始大批量生產。這種新藥對控制傷口感染非常有效，迅速扭轉了二戰盟國的戰局。青霉素同原子彈、雷達并列為二戰中三大發明。戰后金霉素、氯霉素、土霉素、制霉菌素、紅霉素、卡那霉素等相繼發現。1956年，禮來公司發明了萬古霉素，被稱為抗生素的最后武器。抗生素能選擇性地直接作用于感染菌體細胞， 具有選擇性抗生譜。對細菌類感染，包括傷口化膿、肺結核、嚴重腹瀉等人類20%的疾病（或一半感染性疾病）都是革命性的。然而，除了藥物過敏，更多系統性、長期性后遺癥逐漸暴露，而且基本都是圍繞最重要的三陰“肝脾腎”。“毒藥”本身要靠肝臟解毒、腎臟排毒，對形臟的傷害還可以算作利弊取舍（包括肝腎功能、胃潰瘍、腸道菌群失衡等），而對三陰“藏”的傷害，似乎只有中醫的大寒傷陽氣、進而傷腎可以解釋。如， 小孩使用了慶大霉素、丁胺卡那霉素、鏈毒素、四環素等成為聾啞兒童，影響牙齒和骨骼的發育等。成人可以引起耳鳴、永久性耳聾、骨髓造血系統毒性反應、腦脊液損傷、肝腎毒性反應等等，氯霉素、灰黃霉素和某些抗腫瘤抗生素有致突變和致癌作用等。
人類也沒有想到抗生素會培養出“超級細菌”。只有抗生素可以產生耐藥性，中醫藥使用沒有這個問題，因為中藥并不專門針對某個病或某個細菌。按照對抗哲學，微生物本身也是一個生命，就像人體一樣會自衛、防御、反擊，最后就是耐藥。也就是說“超級細菌”是必然出現的，這個對抗永無盡頭。
激素類藥物可以更加明確地定義為是一種透支性的耗用“先天之精”的“特效藥。”廣義的激素類藥物包括性激素、 孕激素、胰島素、生長激素等；狹義就是通常醫生口中一般所指的 “腎上腺糖皮質激素類藥物”。糖皮質激素(GCS)，又名“腎上腺皮質激素”，是由腎上腺皮質分泌的一類甾體激素，可人工合成。主要為皮質醇(cortisol)，具有調節糖、脂肪和蛋白質的生物合成和代謝的作用，還具有抑制免疫應答、抗炎、抗毒、抗休克作用。往往用于抗生素所不及的病癥，如SARS、敗血癥等，具有抗炎作用，稱其為“糖皮質激素”是因為其調節糖類代謝的活性最早為人們所認識。
因為透支腎精，激素類藥物對很多全身性疑難重癥往往很有效，如各型重癥肝炎、慢性肝炎；帶狀皰疹、生殖器皰疹、尖銳濕疣等；支氣管炎、哮喘、非典、新冠等；紅斑狼瘡、風濕性及類風濕性疾病、強直性脊柱炎等；病毒性角膜炎、病毒性結膜炎、過敏性鼻炎等。雖然非典中造成了很多病人脫發、骨壞死等典型腎虧后遺癥，在2020的新冠疫情中，仍然是爭議很大的常規藥物。糖皮質激素在抑制炎癥、減輕癥狀的同時，也降低了機體的防御功能。GCS刺激骨髓造血功能，但卻抑制白細胞功能，使淋巴組織萎縮減少淋巴細胞數。GCS能提高機體對毒素的耐受性，即有良好的退熱作用，但不能中和內毒素，也不能破壞內毒素，對外毒素亦無作用。長期大量應用引起的不良反應，如滿月臉、高血壓、糖尿、機體對病原微生物的抵抗力降低、骨質疏松股骨頭壞死、傷口愈合延緩、抑制兒童生長發育等等，嚴重的相當如致殘。
另一類藥物，如“胸腺肽”，我國也在廣泛使用。“胸腺肽”能調節和增強人體細胞免疫功能，用于治療各種T 細胞缺陷病與免疫性疾病，本身確實能補充成年人胸腺的退化，可以說與中醫的打通沖脈思路一致（后文三焦詳述）。然而僅僅2003年至2011年，國家中心共收到胸腺肽注射不良反應/事件報告5459例，其中嚴重病例1326例，占24.29%。嚴重不良反應主要涉及全身性損害（93.74%），包括過敏樣反應、過敏性休克、高熱等。增強免疫的藥物其嚴重不良反應均與過敏相關，實際證明人類妄圖以單項藥物修補系統的努力是不成功的，也可以以此預測干細胞注射的未來。
老子強調的“知”而不病，就是“知己知彼，百戰不貽”；“不知彼而知己，一勝一負”，是典型的只研究自己的特效藥，統一用于各類同病的不同之人；“不知彼不知己，每戰必敗”，就是誤診+藥性不明，既對治病無益，反而毒害病人，“不知知”的過度醫療就是例子(案例太多，專門研究也很多，造成的醫療事故醫患糾紛越發嚴重)。
西醫科學關注于“疾”，各類手術技術與抗生素等善于外治。而涉及內病，往往系統性，多因性，外治如能成功，從邏輯上就需要更多更多學科加入，更細分分工，更微觀全面檢測，等等，就是“精準醫療”了。這是一個想像中的理想狀態，一旦通過人工智能協助實現，人立刻就成為“上帝”。那么，還有“人”嗎？外疾易療，內病難消。“不知知，病”。醫患之病，根在無知而自以為是。醫療在全球都是難題(包括美、加、法及北歐等)，恐怕要從現代藥醫系統找病根。做的好的日本，恰恰是既重視科技研發，又堅持東方醫學。醫藥占了20%的社會成本，又集中于慢性病、系統病、癌腫領域(成本高收效低)，老齡化必將激化矛盾。解決之道只有一個:慢病癌腫分流，向調、養分流。前提是人類要認識到自已的無知，一半的病靠科技也治不好，醫與患都減少妄想妄為與妄作。改革的目的是醫患皆安，前提是實事求是。“圣人不病，以其病病”。外傷、感染類為“疾”；內傷系統類為“病”。"病"都是狀態的表現，只有改變“態”才能治病。因人而異因時而調為“醫”；以藥廠+審批之藥為基找病為“藥”。“醫”只知“藥”而不調，是為傳銷。2/3的病是永遠治不好的。1/3是人老化的病，長壽本身既是成就也是病因。1/3是病人長期因無知多欲而“作”的結果，世上不可能有一藥而治，只能病去抽絲，咋來咋去。現代醫學也不要“不知知”過度，從理論上承認才是自知之明。把這類病放在供給不足的醫療體系，等于全社會“無妄”。科技進步確實能降低成本提高療效，但全球醫療體系是建立在壟斷與牌照基石上的，本身就不利于科技創新的快速轉化。這也是自已找病而不知。結果反而是美國、北歐等所謂發達國家醫療財政先不堪重負。我國人口多財力有限，更不能走這條絕路。印度打破壟斷與日本堅持東方醫養值得借鑒。（在本書完稿的時候，剛好發生了新冠肺炎在歐美的流行，英、瑞等的“自然免疫”實在也是無法動員更多醫療資源。算一個驗證吧。）
《軍形第四》把“治未病”做了延伸，即在具體戰場上先要預防疾病轉移到更重要的病灶。比如典型的三陰病“腫瘤”與“糖尿病”。張仲景治病最關注脾胃戰場，但是更強調先下藥保住預計轉移的下一個更重要戰場。治消渴要死保的是“腎藏”，“故能自保”。“故善戰者，立于不敗之地，而不失敵之敗也。”不高明的醫生總是想著投入更多的藥力上前線，盡快消滅敵人于國門，“敗兵先戰而后求勝”。如崇禎在關寧前線投入過多，反而脾胃不保，京城（腎藏）丟失。“善戰者，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不可勝在己，可勝在敵。故善戰者，能為不可勝，不能使敵之必可勝。”道理講得明白了，卻需要醫生克服常人都有的人性弱點，主動示弱于病魔。爭強好勝人皆有之，所以老子才會說“勝人者力”“自勝者強”。近代科學革命以來，醫學何曾有自知之明，何曾能示弱于病毒、糖尿病、癌癥，都是不知不可為而為之。1918年的流感還沒有搞清楚，實際上所有的流感病毒都還沒有特效藥，其他如乙肝病毒、艾滋病病病毒，這么多年仍然無解。可笑的是，新冠肺炎殺到人間，立刻就有“某某德韋”自稱神藥。張仲景長沙抗疫治肺炎，所有的主方都是立足于先保下一個主戰場脾胃與津液生成與循環（保陽氣之本），再針對肺部用藥，所謂藥也沒有一味能殺病毒，無非增強呼吸肌肉力量祛痰而已。只要能讓病人保住脾胃，就能生成陽氣津液，加上能祛痰，就能立于不敗（不死）。立于不敗，才能慢慢調養靠發汗以及腸道排除垃圾毒素而好轉。
上醫醫國，下醫醫民之說，來自《素問?天元紀大論篇》“上以治民，下以治身”。治病如治國，治國如治病。治國治病就四個字：攘外安內。“攘外安內”的出處就是《傷寒論?太陽病上》:“甘草甘平，有安內攘外之能”。汗吐下3法就是海陸空，用湯藥為彈藥攘外，把外邪給打出去；針灸之法是圍三缺一，逼敵自退；五藏平衡是建立立體防線，敵無可攻；最高養生大法修養心神，就是王陽明打仗要訣“不動心”。
《內經》在上醫醫國上沒忽悠華夏子孫。醫國如醫人側重養而不是治。我們叫“漢人”，是因為漢朝以黃老之術養國為漢武帝打好了底子；在外國叫唐人是因為李家自稱是老子李耳的子孫，唐玄宗更自封真人。只有武則天為了意識形態，主動推佛并引進景教（圣經教的一個非主流派）。
王陽明的名字也來自《內經》。他天生體弱，5歲改名“守仁"丶字伯安。“仁”在《內經》的語境就是愛護身心，平和善意的狀態。儒家引伸為愛別人。伯安就是大兒子要安康。他自號“陽明”，把余姚老家修練處叫陽明洞，“陽明”不是陰陽明白，而是《內經》的術語“陽明經”，對應胃氣（胃功能）。張仲景治病就圍著陽明胃做功課。王守仁是在學《內經》+《傷寒論》。真正學陰陽八卦是在龍場的山洞，他叫“玩易窩”。一出山洞就成諸葛亮了。修煉的成果是老來得子（之前不育，新婚逃出洞房找道士）。
舉個糖尿病與大明的例子便于讀者理解“戰法”。崇禎與細菌入侵的清兵在山海關拼命，還要與病毒發作的流寇在陜西拼命，還被寄生蟲東林黨在東南吞噬賦稅營養，這個病一命嗚呼的時候，山海關精銳還在，東南財富還在，但北京沒了。如果用糖尿病比喻，北京就是腎、山海關是肝、東南與中原是脾胃。雖然是三陰絕癥，已經是六爻周期的最后一期，但張仲景認為天年未盡，仍然“可逆”。所以他發明了“四君子湯”（人參、茯苓、白術、甘草）補陽氣去濕氣，相當于精兵簡政廣納賢才；還發明了“四逆散”（只燒干柴）去肝火，相當于壓制內斗；最后用“四逆湯”（干姜、附子、炙甘草）回陽而生，類似強軍健體。張仲景的打法，就是于謙對付瓦剌死守北京的戰法。不寄希望于幾味猛藥能在長城沿線打死瓦剌病毒（因此也不必投入太多袁崇煥），這個長城就是肝，可以死纏爛打為抵抗病毒熬著時間；只要保住中原與江南補給包括援軍陸續到來即可（脾胃），前提是保住腎藏死守北京，就死不了，死不了就能最終勝利。“四君子湯”的名字太好了，國難危亡之際，不就需要于謙+三楊這樣的四君子補陽氣去濕氣嗎，糖尿病等三陰病，只要先預防（治未病）不惡化到腎藏就能通過持久戰贏得最后勝利。
《兵勢第五》與《虛實第六》，很類似《素問》的“奇恒”“權衡”與“虛實”，都是陰陽變化。“終而復始，日月是也。死而更生，四時是也。聲不過五，五聲之變，不可勝聽也；色不過五，五色之變，不可勝觀也；味不過五，五味之變，不可勝嘗也”“故五行無常勝，四時無常位，日有短長，月有死生”，這些也都可以轉換成《素問》語言。《行軍第九》中還有養生=養軍=必勝：“凡軍好高而惡下，貴陽而賤陰，養生而處實，軍無百疾，是謂必勝。”
這兩篇最重要的道理就是“善戰者，求之于勢，不責于人”，不能以藥癥思想當醫生，更不能寄托希望于一劑而愈的神藥。“勢”就是態勢+趨勢，重在調整狀態，引導趨勢。比如中醫常說的重病患者往往脾胃很差，如果調整到脾胃恢復，想吃東西了，有“胃氣”就有“生氣”。再比如，張仲景治療糖尿病的四逆湯與四逆散，都在求“逆”其“勢”。張仲景不僅以《六韜》《孫子》的建軍哲學把之前零亂的方藥進行歸納精簡形成了一個系統的治病方略，他還把人體從內到外分為六層戰場，也就是六經，把每一層易出現的病癥歸納逐次由表入里分析講解（注意：是按身體分系統，不是按頭痛腳痛分病）。六經統病、遣方用藥，分明是一位戰場統帥。另外，和《孫子兵法》的整體論、系統論一樣，《傷寒論》同樣不會把防疫與治病寄托于一味藥或自恃兵強馬壯窮兵黷武。中醫的祛病原則不是對抗病邪，而是圍三缺一給病邪以出路。節氣+方藥+針灸+情志的組合力量，來把病邪驅逐出人的系統內；病邪入里，仍然是用組合法驅逐+被迫藥物殺敵。這和西方醫學理論建立在某藥殺某毒治某病完全不同。
糖尿病與痛風，中醫認為都是脾虛+寒濕為主。現代醫學對這兩種疾病發病機理尚未完全掌握，因此只能“治表”：控制血糖與血嘌呤指標。從已有的醫學研究中我們可以發現：
1、血糖、嘌呤都不是絕對的“垃圾”；分別是人體的主要能量來源（燃料）與蛋白質生成的原料。從元素分析角度，是“好”東西，為什么要用藥控制呢？
2、血糖、嘌呤高都是“假”高，實際是不足。糖尿病人不能把血糖有效用于四肢才會厥冷；痛風病人不能把嘌呤有效用于腦、骨髓等深層組織反而沉淀在關節、腎臟。實際上就是“脾藏”的“運化”功能不足，對應往往是三焦的激素紊亂。
3、血糖、嘌呤的代謝都與肝臟與腎臟高度相關。最終也會危害這兩個形臟。腎衰竭、腎臟堵死往往是死因。
4、血糖、嘌呤都涉及到“補救合成”，即將人體一部分分解加以利用，再合成血糖、嘌呤。肝糖消耗完細胞將分解脂肪來供應能量。人腦和神經細胞必須要糖來維持生存，必要時人體將分泌激素，把肌肉、皮膚甚至臟器摧毀，將其中蛋白質轉化為糖，以維持生存。難民個個骨瘦如材就是這個原因。肝是體內從頭合成嘌呤核苷酸的主要器官，不足時補救原料仍然是蛋白質。嘌呤補救合成是體內某些組織器官，例如腦、骨髓等由于缺乏只能通過腺苷激酶催化合成，外源性尿酸占20%，而內源性尿酸占80%。
5、血糖、嘌呤高低人體本身都能正常調節，都是激素作用。調節失效+惡性循環是兩病的病因。由于胰島素相對或絕對的缺乏，體內葡萄糖不能被利用，蛋白質和脂肪消耗增多，從而引起乏力、體重減輕；為了補償糖分要多進食；這就形成了典型的“三多一少”癥狀。即為多飲、多食、多尿和體重減輕。糖尿病患者的多飲、多尿癥狀與病情的嚴重程度呈正比。另外，患者吃得越多，血糖就越高，尿中失糖也越多，饑餓感就越厲害，惡性循環。痛風患者腦與骨髓越缺少嘌呤，就越會多分解蛋白質及多食入嘌呤，還是不能轉化，更增加尿酸濃度，加大排尿，又減少嘌呤，也是惡性循環。
綜合以上現代醫學對兩病的認識，不難看出：第一，西醫確實治不好，是“不治之癥”，只能終生服藥維持，最終會死于原有病因+長期服藥。第二，所有表現都對應脾藏與后文詳述的三焦（內分泌）。
結論：三焦病最重要的治法是“調心”，再結合健脾。糖尿病與痛風都是可逆的。“心態”+“生活狀態”+“工作狀態”是3大關鍵。張仲景《傷寒論》四逆湯和四逆散都是可逆。四君子湯才是治本。
“兵無常勢，水無常形。能因敵變化而取勝者，謂之神。”這句話既是對大型壟斷藥企一藥治百病的批判，也是對后世中醫積攢病例與藥方，死記硬背照方抓藥的批判。這樣打仗治病都會失敗，除非敵人不強，抓個小毛賊打個小股散兵游勇之類。因為，“戰勢不過奇正，奇正之變，不可勝窮也。奇正相生，如循環之無端，孰能窮之哉!”孫思邈、李時珍，無論你千金方萬金方，“孰能窮之哉!”。
“窮之”正是精準醫療的理想。目前的醫學科技，最不能“窮之”就是各種各樣的癌癥。惡性腫瘤就是人們所說的癌癥，它是100多種相關疾病的統稱，目前是根據他們起始的器官或細胞類型來命名的。人類為什么會患上癌癥？首先是有癌細胞，本身由自身細胞變異而來。目前醫學認為導致細胞癌變的致病因子有3類：物理致病因子，如X射線、電離輻射；化學致癌因子，如亞硝酸鹽、黃曲霉毒素；病毒致癌因子，如乙型肝炎病毒、皰疹病毒。前沿的基因科技認識到“p53”是一種可以阻止受損傷DNA復制的基因，如果p53失效，細胞就會獲得像干細胞一樣的永久生存性。癌細胞是生命的終點，干細胞是生命的起點。但是p53如何決定細胞向好或者壞轉變呢？現代醫學還發現幾乎人人體內都會產生癌細胞，那為何有人得癌有人健康？
與病毒一樣，如果人類在可以預見的未來不能“窮之”，或者至少目前不能“窮之”，為什么現代醫學的教科書敢于對病人輕動刀兵？首先人類應當認識到“終而復始，日月是也。死而更生，四時是也”，人的老化是必然，至于老化后得什么“癌”重要嗎？年輕人以及中醫所說“表”位置的癌相對容易治愈，如肺臟、腸道、胃、皮膚等，老年人與入里的癌，如三陰的肝、腎基本無治。這就是不可逆的“勢”。對這類病人強行治療，不如保守治療，把資源用在更多保障末年的質量與死亡的尊嚴。這個問題已經越來越被認識到。另一個問題是，癌細胞一樣依賴環境生長，比如怕氧，消耗能量多于正常細胞幾倍之類。醫學如果在內環境加大研究與療法是否更有效？如果年輕人“陽氣”尚存、津液能有效循環，輕易地動手術割掉甲狀腺之類是否可取？本身所謂有效并非決定于手術，而是病人本身的狀態；同時病因未除還會再生，加上切除部分再無系統協調功能。
總之，攻不在其因，守失其根本，這不正是孫子所謂“故知戰之地，知戰之日，則可千里而會戰；不知戰之地，不知戰日，則左不能救右，右不能救左，前不能救后，后不能救前，而況遠者數十里，近者數里乎!”
前篇《兵勢第五》說要“攻而必取者，攻其所不守也。守而必固者，守其所必攻也。故善攻者，敵不知其所守;善守者，敵不知其所攻。微乎微乎，至于無形；神乎神乎，至于無聲，故能為敵之司命”。“司命”的關鍵是“攻其所不守”“守其所必攻”。病魔就沒有智慧？當它拋出發燒、咳嗽、腹瀉、疼痛等等讓人感到很難受的“病癥”時，正是醫生要投入藥力“軍爭”于表或里的時刻。“銳卒勿攻，餌兵勿食”，如果醫生把“表癥”當病毒拋出的“餌兵”消滅了，結果會怎樣？“歸師勿遏，圍師遺闕，窮寇勿迫，此用兵之法”，也是用藥之法，正是《素問》與《傷寒論》的引導病邪離開人體即勝的打法，而不用趕盡殺絕。因此在身體內被迫用“毒藥”時，特別要求隨著病癥減輕立刻階段性減藥。這一點正是現代醫學“指標”治病很難做到的。
“誤診率”是非常可怕，而又沒有有效解決的一個醫學老問題。國外有報道美國、以色列醫生罷工期間，全國死亡率反而下降。以上各篇都要求減少“誤診率”，要從各個方面知己知彼，要把“微乎微乎，至于無形；神乎神乎，至于無聲”的各種要素通盤“廟算”，多么地不容易啊。所以孫子在結尾的第十三篇提供了答案：《用間》。“相守數年，以爭一日之勝”，林彪、左宗棠都強調緩進急攻，目標是“先知”，便是此意。“明君賢將，所以動而勝人，成功出于眾者，先知也”，“此兵之要，三軍之所恃而動也”。《用間》類似中醫的五運六氣、望聞問切以及現代醫學的各種診斷技術。重點是不能指標斷病，一定要多類別互相驗證。傳統中醫技術落后，現代醫學強于也過于依賴設備儀器，而忽略了更多個性化的特征（地理、職業、社會關系等）。“故三軍之事，莫親于間，賞莫厚于間，事莫密于間。”《用間》強調“用間有五”，而且要“五間俱起”，全面考察：有鄉間，有內間，有反間，有死間，有生間。“非微妙不能得間之實”“微哉微哉，無所不用間”。這樣才能成為伊尹、姜子牙一樣的名醫。
習近平主席對中醫藥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強調“傳承精華守正創新，為建設健康中國貢獻力量”。中醫的復興與回歸，是生命哲學，絕不是排斥現代科技。恰恰相反，在哲學的指引下，中醫應當勇于引進現代科技。比如隨著檢測手段與技術的進步，在多路徑互相驗證辯癥思想指導下，完全可以對望聞問切進行革新；在機器人技術與數字成像技術進步的基礎上，針灸完全可以實現智能化與精準化等等。對重要的藥性，應當智能化精準檢測，而不是依靠經驗（煙草行業已經應用）。對于西藥本身，也應當根據“君子用極”的指引，大膽使用，明確使用，但是應當堅持君臣佐使組合，對大寒類藥物配合補精藥物。“君子用極”本來就是《周易》《革》卦的思想，否則如何做到“小人革面”成為健康“新民”。 如此，最高領導的支持與老百姓的需求，才能不被辜負。新中醫不能靠古文與老先生的經驗自立門戶，那成了復古主義與經驗醫學，反而倒退了。
近代反中醫的名人，如魯迅、陳獨秀、梁啟超、嚴復等一代人本身肩負引進科學與西學的使命，在落后中醫壟斷醫療阻擋現代醫學進入中國市場的創新時代，他們矯枉過正也不為過。梁啟超自己被協和醫院割錯了腎并因此3年后死去，仍然為西醫站臺，正是用心良苦。筆者長期從事科技成果轉化，非常理解傳統產業對新興技術的打壓，尤其在壟斷行業。新中醫只有通過創新才能鳳凰涅槃，只有結合新科技把自己重生為比當下已經“傳統”的醫學更先進的“新醫學”，才能復興，復興只能是重生。
本篇講了兩個道理：一個是“將受命于君；君命有所不受”，這一點現代醫學做到很權威了，略。
第二個道理很重要，所謂“通于九變”“智者之慮，必雜于利害”，實際上這段內容與后面《行軍第九》《地形第十》《九地篇第十一》《火攻篇第十二》，都是講天時、地利、人和“三螺旋”的。詳見《素問新論：中醫的邏輯》第二章更詳細解釋，略。
作者：王濟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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